Issue 5

遼宋金元是中國歷史上第三次大分裂、大動盪與大融合的特殊時期，歷時約460 年，見證了文化交融、民族融合與科技革新的蓬勃發展，制瓷業在此期間達到高峰，形成了官窑與民窑百花齊放的格局。本文以這一時期陶瓷器上的漢字為研究對象，結合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知識，從字數多少、體裁形式、思想內容及書法藝術四個維度展開解析。陶瓷器文字涵蓋單字至數百字不等，體裁包括詩、詞、曲、對聯、警句與廣告語，內容折射出家國情懷、孝道觀念、社會百態、宗教勸諭與個人抒懷等多元思想，書法則以行書、草書為主，楷書次之，篆書罕見。這些文字不僅是商品標識、情感表達與文化傳播的載體，更直觀反映了當時的社會世俗化趨勢、商品經濟發展與民族文化交融，為研究遼宋金元的歷史風貌提供了獨特的實物佐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與文化意義。

本文圍繞春秋時期晋文公主導的踐土之盟與溫之會展開研究，梳理了兩場盟會的背景、過程與覈心影響。西元前632年城濮之戰晋勝楚後，晋文公於踐土召集諸侯會盟，借為周襄王建王宮、獻楚俘等舉動獲周天子册封，確立霸主地位，其賞罰分明的用人策略也成為晉軍軍紀嚴明的關鍵；同年冬季的溫之會，晋文公以“討不服”為名召集諸侯，甚至召周天子赴會（佯稱狩獵），借機清算衛、曹、許等不服諸侯，雖進一步彰顯晉國強勢，卻因“以臣召君”“公報私仇”遭時人與後世詬病。此外，文字還辨析了不同史籍對晋文公行賞細節、《晋文侯命》歸屬等記載的差异，揭示出歷史典籍的主觀性，也印證了晋文公通過兩場盟會，不僅在名義上稱霸，更奠定了晉國長期稱霸的軍事與地緣基礎。

當代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與價值觀塑造的雙重挑戰，亟需超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部方案，尋求植根於中華文明底蘊的系統性智慧解決方案。本研究提出以“摶讀”為覈心方法論，對《道德經》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旨在為青少年構建健全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提供哲學基礎與實踐路徑。論文首先界定了“摶讀”的內涵，即超越文字相，通過心性體悟與場景化實踐實現知行合一；進而構建了以“觀、知、明、貴、善、守、摶”為金鑰的“七字認知法”體系，作為“摶讀”的方法論覈心；並以對“無為”概念的智慧重構（辨析其讀音為wúwèi，意為“無特定目的性”、不妄為）為例，闡釋了經典概念的現代詮釋。在此基礎上，論文從運動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多元視角探討了《道德經》智慧向青少年成長賦能的轉化機制，並初步提出了以“龍飛鳳舞”身心運動為代表的實踐方案。研究認為，將《道德經》的“摶”智慧系統性地融入青少年教育，是培養其身心健康、內在韌性及崇高品格的有效途徑，對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傳承與青少年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筆者就從較關注和困惑的中國古陶瓷裏成份“密碼”，景德鎮歷代青花瓷胎和瓷釉的化學組成、青花成色奧秘的原料、青花的暈散與鐵銹斑、火石紅與釉下氣泡特徵和痕迹（微觀）學鑒定。以雜談的科普形式，揭開它的奧秘。

身處中山和珠海兩地工作三十餘年的廣東作家協會副主席丘樹宏，敏銳察覺到“孫中山”作為一種文化資源之於全國以至全世界的重要性，於2007年首次提出“孫中山文化”和孫中山文化資源概念，希望從“大文化”的角度活化和利用孫中山資源。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孫中山文化”被寫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指出要“共建人文灣區”“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揚孫中山文化資源”，正式成為“國家命題”。這一切的成功，均離不開丘樹宏多年思考和踐行的努力。多種身份的融通，使得丘樹宏能以跨界視角直面國家、民族和百姓社會等諸多議題，其成果在國內外產生一定的影響，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貢獻更多中華文化力量。

《左傳》《國語》對《詩》多有徵引，其間或解詩義、或釋字詞等，保留了珍貴的詩解材料。《毛傳》中有與两書義同、義合的訓釋和説法，前人多認爲這反映出《毛傳》對兩書的利用，因此有讚《毛傳》多存古訓、近古可從者，也有罪其“誤執”兩書引《詩斷章義、失《詩》本義者。經考，義同、義合處或屬《毛傳》與兩書同源關係的體現，其是否爲《詩》本義雖難確考，但多屬春秋時通行的《詩》古義不誤，不應一概視作斷章義，更非《毛傳》之弊。考察這一現象，不僅有助於正確認識《毛傳》的義訓淵源、準確評價其所存《詩》古訓的價值，還對藉此反思《毛傳》對前代《詩》説的繼承等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

本文圍繞陸健的詩進行較全面的考察。將其詩大體分為三個創作階段、五種風格類型：第一階段是在1980年代初具有“感時派”類型特徵；第二階段從80年代中期詩風陡然轉向後朦朧詩即後現代主義書寫類型；第三個階段從1990年代至今可進一步分為三種類型，即敘實性詩寫是詩人重磅、“大型組詩”的拓展並使創作成就達到峰值與詩人圈內品咂有獨特思想意味及藝術品質。另外從表現方法到意向設定、從創作理念到語言風格等通過對照分析，也考察了不同階段與各自類型之間的承接與變化、探索及拓展。

謝無量作為近現代書法史上的獨特存在，其書法藝術的價值長期以來被“孩兒體”的通俗稱謂所遮蔽，其深層的美學貢獻未能得到充分闡發。本文認為，謝無量對當今中國書法的最大貢獻，並非在於他提供了一種可被直接模仿的風格範式，而在於其以“童稚”為外顯特徵的書法美學，超前地觸及並實踐了現代藝術的覈心命題——對主體性真實與本真狀態的追求。他的創作，成功地將中國書法的古典精神（如“天真、自然”）與西方現代藝術所推崇的“原始、純粹”內在貫通，為陷入“風格焦慮”與“範式困境”的當代書法，提供了一條超越形式桎梏、直指藝術本源的啟示性路徑。本文將從“童稚”美學的內涵解構、其對書法“現代性”困境的回應、以及對當代書法創作的實踐啟示三個層面，系統論證這一核心觀點。